期刊精粹 |【2016.6期优先看】 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要因及当下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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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版——

新村运动是韩国人民为了改善生活环境和增加收入，从1970年代开始的全民地区性社会运动，本质是以勤勉、自助、协同精神为基础，以民族振兴和国家现代化为目标而展开的民族振兴运动。本文阐述了1970年代韩国新村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和之后新村运动的演变过程，着重探究新村运动之所以成功的主要原因；继而探讨新形势下的新村运动新课题，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开发中引进新村运动经验的可能性。

1 新村运动的背景

从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来看，政府意图和农民需求通过新村运动得到了契合。韩国从成立到1960年代，历经战乱和社会分裂，农村居民生活困苦（图1）。朴正熙总统通过两次“五年开发计划”，经济快速发展，政权逐渐稳定。但农村的穷困并未好转，政府需要建设基础设施，增加农民收入，在农村建立自主、自强的社会自信心和生活态度。新村运动在当时恰好迎合了农村需求，也契合了国家缩小城乡差距的诉求。

图1 新村运动之前，贫苦的韩国农村居民

2 新村运动的发展阶段

在新村运动初期的1970年，政府向全国33267个行政里洞（相当于中国的自然村）各统一无偿支援335袋水泥，支持村庄自主开展建设（图2）。以政府支援为开端，通过选择性的支援诱发竞争，新村运动不断扩大到全国范围，并发展成为实现勤勉、自助、协同的“新村精神生活化”的意识改革运动。

图2 韩国新农村运动时期的农村建设景象

按照韩国新村运动中央会的划分方法，将10年间的新村运动发展过程分成如下三个阶段：基础阶段（1971—1973年）、扩散阶段（1974—1976年）和深化阶段（1977—1979年）。新村运动从1980年代开始转换为民间体制。

3 新村运动的成功要因

新村运动得以成功的主要因素可以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居民们的自主参与、村庄作为最基础的执行单元、优先支援优秀的村庄、培养新村领导人、政府体系化的支援。

2015年朴槿惠总统参加了联合国开发首脑会议和第70届总会。在新村运动高级特别活动的开幕词中，朴总统指出新村运动成功的核心要因包括奖励和竞争、建立在信任基石上的国家领袖精神、主动而积极的国民参与等。

4 结语：新村运动的新课题

经历了1970年代的新村运动后，韩国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对新村运动的参与度和热情也慢慢冷却。韩国新村运动中央会在2013年新村领导人会议上倡导“第二次新村运动”，并提议开展文化共同体运动、近邻共同体运动、经济共同体运动和全球的共同体运动这四个课题研究（图3）。

图3 韩国新村运动中央会，新村领导人会议（2013年）

——全文——

【摘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韩国可谓是一个贫穷且让人看不到希望的国家，新村运动是韩国人民力求摆脱贫穷的开始。在政府创导和扶持下，新村活动从单纯的农村支援事业扩大至城市及整个韩国社会，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在介绍新村运动的背景、发展阶段及运作体制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新村运动成功的五个主要因素，最后探讨了新村运动的国际影响及当下的新课题。

引言

新村运动是韩国人民为了改善生活环境和增加收入，从1970年代开始的全民地区性社会运动，其本质是以勤勉、自助、协同精神为基础，以民族振兴和国家现代化为目标而展开的民族振兴运动。早期的新村运动旨在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起步于农村建设事业，是农民自主的农村现代化事业；但新村运动并不限于农村，它是整个国家现代化运动的重要环节，是韩国经济社会崛起的原动力。

新村运动亦可被解读为一场改变国民精神的运动。在推进当时落后的农村发展的同时，改变了农村居民懈怠、依赖他人、利己心及消极的精神状态；在确立积极的生活态度后，激发了“人人力求进步”的生活氛围。就这样，韩国现代史上的新村运动奠定了国家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成为令人骄傲的民族运动。多年来，韩国学者对新村运动的研究和价值挖掘一直在进行；国际机构也极为关注韩国新村运动的作用，并有意向发展中国家传播。本文阐述了1970年代韩国新村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和之后新村运动的演变过程，着重探究新村运动之所以成功的主要原因；继而探讨新形势下的新村运动新课题，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开发过程中引进新村运动经验的可能性。

1 新村运动的背景

1970年4月22日在为讨论寒害对策而召集的地方长官会议上，朴正熙总统提出了灾民恢复对策和广泛意义的农村再建工作，并将该再建工作命名为以自助、自立精神为基础的，具有村庄建设事业意义的“新村建设运动”【当天朴正熙总统说, “如果我们发扬‘独自用我们的双手建设我们的村庄’的自助、自立精神，流着汗劳动的话，相信所有的村庄不久将成为富裕而舒适的村庄。该运动可以说是新村建设运动”。这是首次提倡了新村运动】。以此为契机，政府开始研究以农民为主体、相关机构和领导人的支持为前提的农村自主图强的振兴方案。同年5月，形成了关于国土保护的方针和新村运动的促进方案。以农村环境整治事业作为第一阶段的事业促进标志，新村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政治上混乱、人民穷困、社会很不稳定，农村充斥着“贫穷就是命运”的宿命论，人们被沉闷的氛围压抑着。在这样的背景下难以产生独立自强的意志，因此亟需一场精神改造的社会运动来激发全国人民的热情。对此可从政治、经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

1.1 政治背景

韩国从建立到1960年代，历经战乱和社会分裂。此后，李承晚政权独裁导致了“4.19学生义举”【1960年4月19日韩国民众因不满总统选举舞弊，大批学生和民众冲向青瓦台，100多名学生被射杀，60000多民众受伤，李承晚政权迫于压力于27日宣布下台。这是韩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民主运动】和“5.16军事政变”【1961年5月16日韩国陆军军官朴正熙领导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了旧政权】。朴正熙总统上台后大力纠正社会秩序，倡导新伦理，力求革新制度和推进经济发展。不久，新政权推出了“经济开发五年计划”。通过施行第一和第二个“五年开发计划”，经济指标明显上升，政权也逐渐得到国民的支持和趋于稳定。

但当时军事背景的政府依然存在严重的政治腐败风气，国民长期缺乏奋斗的热情、社会氛围亦常常处于绝望之中，需要某种改变，重建国民的希望，当时的这种社会需要为新村运动赋予了动机。如果可以消除村民懈怠的精神、收敛分散的民心，使其成为全体国民的社会运动【当时的农村社会运动包括4H运动和地区社会开发运动等。4H运动是“Head”(智)、 “Heart”(德)、 “Hand”(劳)、 “Health”(体)的简称，即1960年代为了让美国农村的青少年们充满希望而开展的运动，引进后成为韩国的农村青少年运动，向全域传播并延续至今】，其汇聚涌出的能量能为乡村或地区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则可以形成稳固国家政权的基础，产生增强国力的积极成效。新村运动就是基于这样的政治动机和社会精神重建的必要性而适时出现的。

1.2 经济背景

1960年代的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只有85美元，是典型的最贫困国家之一。因战争后遗症，整个国家没能摆脱饥饿，依靠美国支援的面粉勉强支撑着最基本的生存。因山林荒废以及洪水和旱灾的危害，农业连年歉收。“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增强居民的奋斗意志并实现脱贫的国家项目。1962年开始的第一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以出口和重工业为重点，经过五年的努力，到1967年实施第二次开发计划时，韩国经济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提升。经济发展的初见成效让韩国国民看到了希望，并口口相传“经济增长是有机会的”。新村运动开始的1970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257美元，增幅显著。这样明显的（经济增长）成效让国民找到了新动力，并坚定了意志，自主建设小康村庄。

虽然“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取得了初步成功，但以大城市和重工业为重点的开发政策导致城乡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新村运动也是为了缩小日益加剧的城乡差距，克服地方日益严峻的经济困难，提高乡村生活质量，以农村村庄为对象开展的社会运动。“5.16军事政变”之后，军事院为了解决民生苦【当时的“民生苦”是指因粮食不足导致生活困难的代表性用语】，对全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实施了“失业者登录”【1961年当时的军事政府在6月17—30日之间为了向14~60岁之间的无收入者提供工作岗位，开始在各邑面洞事务所登录】，并施行了农渔村的“高利债整理法”【为减少加重农渔村民生苦的“高利私债”危害，1961年6月9日议决和开始实施“高利债整理法”，虽没能彻底消除高利私债，但成为扩大和强化农协功能的契机】等政策。这样，国民的愿望和统治者的意图在消除贫困方面达成一致。从新村运动初期开始，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的各项活动呈现出积极和踊跃的态势，其丰硕的成果使得后续的新村运动得以在全国推广。

1.3 社会背景

1945年韩国独立后，农村不仅在经济方面非常穷困，村庄的居住环境也非常恶劣。农村不仅没有上下水道，也没有满足生活需要的基本设施，卫生或防疫等基本条件也十分薄弱。这样的低质量生活状态导致村民缺乏改善环境的条件和动力。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迁移。其结果是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农村的穷困状态愈加严重。

朴正熙政权意图改造过去的社会混乱局面以谋求社会安定，实现再建国家的宏愿。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城市的许多领域出现了积极向上的社会意识，社会改造有了一定成效，但其要渗透到韩国人口比重较多的农村，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如果要实现当时的农村复兴，还需要特别的动力。在当时的环境下，政府需要建设农村道路、桥梁、上下水等基础设施和改良农业以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还需要在农村建立自主、自立的社会自信心和生活态度。“5.16军事政变”后十多年启动的新村运动在当时恰好与农村的社会需求相契合。

2 新村运动的发展阶段

在新村运动初期的1970年，政府向全国33267个行政里洞【韩国的行政区划体系由16个广域自治团体构成，之下称为“基础自治团体”，共有73个自治市、86个郡、69个自治区。在基础自治团体之下又分为面、邑、洞；再分为里、统以及最基层的班】统一无偿支援各335袋水泥，支持村庄自主开展建设。支援水泥的动因是当时水泥生产过剩和振兴内需的现实背景。以此为开端，政府向建设成效好的16600个村庄再无偿追加供应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并对其自主的协同努力予以奖励。以政府支援为开端的新村运动，通过选择性的支援诱发竞争，进而不断地扩大到全国范围，并发展成为实现勤勉、自助、协同的“新村精神生活化”的意识改革运动。新村运动是将“必须通过经济自立成长为先进国的意志”强力注入到国民思想的国家现代化运动。

1970年代初期的新村运动从精神启蒙、环境改善和增加收入三个方面推进。首先，政府认识到人在村庄建设中的核心作用，所以先行开展“刺激人们使其动起来”的精神启蒙；当时农村一年除了5个月的农忙期以外其余均为农闲期，精神启蒙要让人们在农闲期不要过度饮酒和赌博，而是自主地参与村庄建设活动，要引导人们感受到成就感，并激发“我们也能做到”的热情和自信。其次是改善环境，扩大和改善狭窄的道路，提高生活的便利性，加快生产物资等的流通，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将每年必须整修的草房屋顶换成了石板瓦，减少了劳动力投入，这样就将有限的劳动力资源集中到了生产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增加村民收入，政府支持村民建设新村工厂，通过制作草绳、草袋子和村庄特产品的集体生产活动来增加收入，当时每个郡都建设了5~6座工厂，全国共建成了800多座农村工厂，取得了增加农民收入的明显成效。因为有了这些新村工厂，1974年韩国农村GDP首次超过城市GDP。

以下按照新村运动中央会的划分方法，将10年间的新村运动发展过程分成如下三个阶段，分别予以阐析。

2.1 基础阶段（1971—1973年）

村庄领导人在发动村民参与新村建设活动的过程中，其作用非常重要。新村运动初期，各村均选出了新村领导人，经过政府组织的培训后，以他们为中心来带领村庄的各项建设活动。初期新村建设的重点聚焦在村庄道路的扩建、共用洗衣台的建设和屋顶、墙垣及厨房改良等环境改善工作，并同时开展了改良耕地和提高种子质量等增收工作，一扫乡村过往的颓废风气，实践了勤俭节约等精神意识的改革。政府组织开设新村领导人研修院，在全国培养了大量的新村领导人。居住环境的改善使得村庄发生了明显变化，人均GNP也从1970年的257美元增至1973年的375美元，增长了约50%。这些显著成效让国民看到了国家富强的希望，这段时期也是朴正熙总统领导下的政府主导型政策的高效运作时期。

2.2 扩散阶段（1974—1976年）

这段时期以农村小康运动为重点，工作聚焦在农民增收上，意图逐步消除城乡差距。这个阶段不仅仅是农村运动时期，而是国民的新村运动扩散时期。鉴于前期的成效显著，新村运动的组织和人力大幅增加，政府的支援和支持力度继续加大，新村运动的对象范围也扩大至一般市民，通过整备水田埂、整治小河川、实施综合农业、发掘农外收入等工作促进了居民收入的增加，全面激发了国民的意识改革和自主行动意志。1976年，韩国人均GNP达到了767美元，比3年前翻了一番多。基于农村的新村运动成功扩散至城市，包括和工厂、作单位和学校，逐步发展成为全体国民参与的运动，形成了当时韩国的国民精神。

2.3 深化阶段（1977—1979年）

这个阶段是对过去阶段的超越，不再局限于以村庄为单位的小规模活动，而是扩大了活动的地域和规模，旨在提高新村运动的经济性。农村聚焦于增加收入和扩充文化福祉设施，城市聚焦于节约物资和提高生产力及健全劳资关系。通过活跃地开展单位和工厂的新村运动，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并增加了居民收入。1979年韩国人均GNP达到1394美元，与3年前相比又翻了一番，全国的城乡生活条件持续得到明显改善。这一时期的特点在于谋求从村庄单元到地区单元，从关联性中谋求共有资源和共同开发所带来的效率性和经济性，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国民精神的成熟，引导村庄的自立，并促进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

图1 1970 年代新村运动的流程

2.4 1980年代以后的新村运动

政府主导下的新村运动从1980年代开始转换为民间体制。新村运动中央总部的成立，促使新村运动发展成为连续的国民自律运动。之后经过组织体系完善，在市道设置支部，在市郡区设置支会。1986年亚运会和1988年奥运会时期，韩国开展了奥林匹克新村运动，1989年韩国人均GNP再次增加至4934美元。新村运动转换为民间主导机制的同时，许多工作从农村扩大至城市，内容也变得多样化。1980年代以后，新村运动替代当时不活跃的市民团体，开展了排队运动、遵守交通秩序运动等全国范围的意识改革运动。1990年代新村运动演变为以国家的焦点问题为中心的社会活动。1990年代末开展了以帮助失业者为目的的克服失业运动等。

另外，1990年代随着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新村运动的活动范围和内容缩小了。为了巩固新村组织的自律和自立基础，缩减了组织和人力，持续地开展了提高社区共同体意识和恢复道德性的运动。经过努力，1996年韩国人均GNP超过1万美元，但1997年的金融海啸给韩国造成了冲击。为了克服经济危机，韩国再次启动全国的国民意识和社会风气革新。

3 新村运动的运作模式

3.1 新村运动的组织架构

1970年代为了高效地推进新村事业，政府依据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的方针，构建了地方运动组织。各市•道和市•郡单位组建了新村运营协议会，各邑•面单位组建了新村促进委员会，各里•洞单位组建了里洞开发委员会。任命各级行政机构长担任单位组织委员长，各委员会的委员由有关机构人员参与。委员会的决策组织和政府机构建立联系，构成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垂直组织体系（表1）。

表1 1970 年代新村运动组织的等级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行政指导体系中，作为村庄的最高决策机构兼居民自治组织的“村会”被指认为正式的新村运动组织，并在各村庄分配了公职人员去指导新村事业。通过这些措施，政府在1970年代建立了稳定的人员架构来推进新村运动，进而实现了高效指导和管理村庄事业。政府的这种行政指导体系基本上与农村传统的行政体系相匹配。1970年代中期以后，工厂新村运动和城市新村运动作为独立部门得以强化，工厂新村运动和城市新村运动的行政指导体系也就逐渐分离。

3.2 新村运动的基层运作

新村运动的基层运作特征是以村庄为单位、新村领导人的带动、政府的政策指引、村庄的社会结构等。首先，新村领导人作为村庄的领袖，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新村领导人最初是从自主的参与开始的，在政府的教育培训和奖励补偿政策影响下愈发活跃起来。政府从新村运动初期就开始培养新村领导人，为这些可能对村庄的发展和功能提升发挥重要作用的能人提供支持，使他们感受到作为村庄领导人的自豪感和使命感。通过教育培训和其他支持，新村领导人作为村庄领袖开展相关活动，对于村庄领导人自愿的风险和劳动，政府用新村勋章或表彰来补偿，并在正式场合积极宣传其成效。

其次，政府政策也是新村运动成功的重要要素。首先，在总统的强力意志下，政府开展了示范试点工作，逐渐形成了连接一线市郡和邑面的新村运动推进体系。政府以多种形式扩大新村运动的成效，包括视察成功的村庄、提供总统和政府特别支援款、邀请优秀新村领导人举行月刊经济报告会等。政府通过宣传成功的村庄和新村领导人及其“成功神话”，极大地扩张了新村运动的社会影响。

再次，韩国农村村庄的社会结构因素也是新村运动成功的重要因素。当时乡村存在各种形式的妇女会、青年会、老人会、作业班、相助契、信用社等自治组织，经过“村会”的重组，它们构成了农村新村运动的基层组织体系。这些自治组织通过村会、村庄领导人或开发委员和村庄公职人员，获得了向村民进行新村事业启蒙教育等的各种宣讲机会。这些自治组织在村会上对村庄的土地公司、基金建设、意见总结等发表意见，并宣传新村事业的显著成效，以积极扩散新村精神。当时，乡村地区也存在批判和不协助新村事业的不满势力，村集体利用公众意见或村庄规约等方式，减小他们对新村事业的影响。如上所述，1970年代以村庄为单位的新村运动大体上是在新村领导人的能力、政府的政策和总统的意志，以及村庄的社会结构因素等的综合作用下取得了显著成效（图2）。

图2 农村新村运动的村庄单位活动

4 新村运动的成功要因

新村运动为1970年代韩国农村的环境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新村运动是一项综合的农村开发事业，通过强力的政府支援和地区开发政策间的相互协同，全面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新村运动的主要成效包括扩充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和增加村民收入等。韩国农民年人均收入从1970年的825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4602美元，9年间每年增加20%多。新村运动之所以成功，源于居民的主人公意识和协同力量、政府的强力意志和高效的行政效率以及土地改革和教育等多种因素。

新村运动开展的1970年代的一个特征值得注意，即韩国通过第一次和第二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大大推动了工业化进程，使得农村现代化所需的财源基本得到了保障。但最重要的是，新村运动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其“赋予并激发了村民期待成功的心理动机”。政府与村庄直接签署合同，开展该地区的环境改善工作，居民们提供劳动，领取工资，政府将其工资的一部分集中存起来，支援村庄开展养蜂、粮食种植等其他农业活动。农民们通过参与工程建设，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条件，务农资金也得以增加。这种对期待增收的心理成为“引导农民参与动机和提高主人意识”的决定性因素。“只要做，就可以”的信念不仅仅是宣传口号，而是以看得见的成效来呈现，同时赋予村民动力，使村民主动意识到自己是“主导变化的主体”。

新村运动也曾经开展过创建小康村庄的政府政策和国民再建运动，但不是居民自主参与的运动，而是国家支援物资开展的事业，所以居民没有参与的积极性，也就没有发展成为国民运动。因此，新村运动注重激励居民的自立精神和劳动热情。激发其动力的方法是向全国村庄均分一定量的水泥，从居民们计划和协力建设村庄的事业来展开，之后出现了自发的新村领导人和村民之间相互协助创出成效。政府依据“优先支援优秀村庄”的原则，诱导村庄之间的发展竞争。这样的政策成为了引导形成新村运动氛围的动力。

村庄领导人为了村庄的改造和发展而奉献自我，其他有能力的村庄能人也带动了村庄的发展。随之，政府通过新村教育培养了更多的新村领导人，提高了其知识水平和领导技能。随着影响的扩大，从农村开始的新村运动迅速地扩大至城市的单位、工厂、学校和军队等各个领域，并扩大至保护城市环境、保护自然、预防污染、维持社会秩序等方面。

在新村运动开始扩散并创造出显著成效以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援、指导和协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支援新村运动的成功因素可以进一步地概括整理成以下五条。

4.1 居民们的自主参与

新村运动得以顺利开展的最根本动力是村民的主动参与。以往每到农闲期，村庄中（出生于1920年代前后）的青年们是以酗酒赌博度日的，但在新村运动开始后他们主动地参与村庄的整备。在取得显著成效时政府给予奖励，这样的过程不断地循环，促使新村运动能够扩散和活性化。这种主动的参与（不仅对农村，也对城市）是整备环境和提高生产力所必需的根本条件。在朴正熙总统的领导力和新村领导人的献身精神及意志的鼓舞下，国民的能量通过主动参与得以扩散和持续。在新村事业的策划和实施的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村民的主动而积极的参与，新村事业不可能持续下去并取得显著成效。

4.2 村庄是最基础的执行单元

新村事业最初是从（最小的行政单位）村庄的“新村建设”事业开始的。村庄是人们集聚在一起生活的基本单元，是一定地域内资源共享的主体，村民在新村领导人的指导下协力参与，推动了新村事业的顺利开展。政府为了实现建设新村的目标，循序渐进地实施了改善环境、革新意识、增加收入等举措。在政府可调控的资源不足的状况下，为了引导村民的共同参与，从最简单的环境改善事业（需要的物质支援较少，大多是村民的劳动力贡献）开始实施。村民通过这些基础的村庄建设事业找回了自信，引导村民形成了“只要做就可以”的新村精神，这种精神促使村民带着热情去努力改造村庄，最终实现增收的良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非生产性旧习得以清除，重建了优良的传统习俗，并利用现代技术培养了健全的国民精神，改造了农村社会和重建了村民的精神生活。

4.3 优先支援优秀的村庄

新村事业的另一个成功因素是择优选择和支援。政府通过对取得成效的村庄进行评估，择优支持和投资其后续建设活动，并实行基础村庄、自助村庄、自立村庄等的升级制度【基础村庄是村庄小路、进入路、农路和小河川整备修理率为70%，达到协同作业班活动、村庄基金30万韩元、每户收入50万韩元等基准的最低阶段的村庄。自助村庄是达到村庄小路、耕作农路、村庄间的溪流、小河川的整备和协同生产事业的执行、村庄基金50万韩元、每户收入80万韩元以上等基准的村庄，自立村庄是村庄外小•中河川的整备修理率为95%，达到每户收入140万韩元和村庄基金100万韩元以上等基准的最优秀的村庄】，引导村庄之间的公平竞争。像这样通过对优秀的村庄和领导人的定期评价和补偿（或者说是表彰），持续地赋予其动力，使人们对自己的努力和参与（新村建设）充满自豪感和成就感。

4.4 培养新村领导人

新村运动得以顺利开展，发挥最重要作用的是新村领导人的主动参与。新村领导人的作用在于与村民讨论形成村庄未来发展方向的共识,并对村民进行意识革新等相关的宣传教育【新村教育是从1972年1月14日农协大学内的农家研修院开始的。第1期教育以从全国郡单位各选拔1名组成的140名研修生为对象，为期2周，共有420名研修生毕业。研修院从1973年4月迁移至水原农民会馆后改称为新村领导人研修院，从1973年6月开始，以妇女新村领导人班为始，教育对象逐渐扩大至经济团体干部班、农协干部班、高级公务员班和包括长次官在内的社会指导层班等。后来，新村领导人的教育超越了单纯的农村开发教育，逐渐具有了国民精神教育的性质。自1975年起，各部门和相关机构分担工作，分别主管各对象的教育过程，使用了全国的所有可用教育设施。新村教育大体上分为新村领导人教育、技术教育、农民教育等】等。政府通过组织研修班、专门化技术教育、领导艺术课程等，提高了新村领导人的综合素质，使其能够更加高效地带领村庄实现健康发展。新村领导人使得村庄分散的民心得以集聚，集中协力建设新农村。

4.5 政府体系化的支援

在新村事业推进过程中，政府的主导和综合支援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尤其在初期，许多工作得以顺利推进的原动力正是总统强力坚定的意志；之后，政府建立了体系化的支援计划，这也是新村运动可以成功持续的因素。新村运动一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竞争性的支援政策的作用成效，即只支援“力求自力更生的村庄”。政府为支援新村工作建立了体系化的组织机构【新村运动全面扩散期开始是在1973年，当年1月16日依据总统令6458号在内务部设置了新村负责官室，其下属有4个科，3月7日在总统秘书室设置了新村负责官室，管理整个新村。分散于各部门的行政力量积少成多】，并强力引领，这可以说是新村事业得以成功的根基（图3）。

图3 新村运动的成功要因

2015年朴槿惠总统参加了联合国开发首脑会议和第70届总会。在韩国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经济协作开发机构（OECD）举办的“为使新村运动发展成为21世纪新型的农村开发模式”研讨会中的新村运动高级特别活动的开幕词中，朴槿惠总统介绍了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和成就，并对新村运动的成功要因做了具体阐释，指出奖励和竞争、建立在信任基石上的国家领袖精神、主动而积极的国民参与等，是新村运动成功的核心要因【朴槿惠总统当天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新村运动高层人士特别活动”的开会词中说，“看到当时作为总统的先父促进新村运动的面貌时，我体会到了以哪些成功要因如何形成善循环结构来改变国民和国家。新村运动开始的第一年，政府向全国3.3万多个村庄平均供应等量的水泥，让每个村庄开始独立地大干一番……第二年政府只支援优秀的16600座村庄。因长期的贫穷变得无气力的农民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援而开始竞争和团结起来，为农村现代化掀起了巨浪……领导人的意志与国民精神形成了共识，同时扩大了新村运动的综合效应。看到‘可以做到’的信念成为现实，国民各自成为变化的主体。政府通过体系化的项目培养了新村运动领导人，他们成为了变化的催化剂，引领了居民的自主参与。我期待新村运动能够成为符合各国国情和时代变化的国际农村开发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此外，希望基于新村运动的全新开发模式可以为根治地球村的贫困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这一讲话揭示了新村运动成功的要因和推广到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性】。

5 结语：新村运动的新课题

20世纪50—60年代的韩国是一个贫穷且人们看不到希望的国家，占人口80%的农民每年在过了春天之后，需经历“春荒”后才能等到麦子成熟【在秋季播种的大麦被收获的6月以前是通过采集春天留下的各种叶子和挖掘草木的根来充饥的时期，达到了以草根木皮来充饥的贫穷极限，现在1950年代以前出生的韩国人都不会忘记小时候在故乡的饥饿】。新村运动正是为了摆脱贫穷宿命而发起的社会运动。每个村庄的领导人和村民们为改善村庄的生活环境而自主地行动起来，共同创造了促进韩国经济崛起的奇迹。

1979年朴正熙总统遇刺对新村运动造成了很大冲击，1990年代以后新村运动似丧失了动力而停滞不前，显然新村运动在当下遇到了新挑战。原因在于国内外的经济社会环境已经与过去不同了，新村运动的目标和内容也要与时俱进；经历了1970年代的新村运动后，韩国国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标准，对新村运动的参与度和热情也慢慢冷却了下来。所以，现在到了一个历史关头，亟需回顾新村运动的本源意义，进而树立对应于新的国内外环境的新的新村价值导向。

国际视角而言，哥伦比亚大学杰佛瑞•萨克斯教授曾说, “可以终结绝对贫困的最终方法是培养绝对贫困层用自己的双脚登上开发阶梯的能力”；为了消除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韩国的新村运动及“Can do”精神，并强调了新村运动对未来国际社会的作用【2015年11月24—27日，在大邱举行的与新村运动相关的最大规模的国际活动“2015地球村新村领导人大会”上，全世界新村运动领导人、发展中国家政府人士、国际开发专家和UNDP、OECD、IDB 等国际机构相关人士汇聚一堂，在主旨演讲中，促进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世界级学者杰佛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说,“在促进联合国的新千年开发目标（MDGs）时，大家全都持反对意见。但我想到韩国新村运动的‘可以做到’精神,积极地推动了该政策，结果大幅降低了贫困率。从明年开始,为了根治贫困,对联合国实行的可持续开发目标（SDGs）也将积极地推广新村运动。”他高度评价了新村运动的国际价值】。在促使处于贫穷境地的最贫国在短期间内摆脱贫困的过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曾将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编入教科书。此外，韩国新村运动中央会（Korea Saemaul Undong Center）在2013年新村领导人会议上倡导“第二次新村运动”，并提议开展文化共同体运动（Cultural Community Movement）、近邻共同体运动（Neighborhood Community Movement）、经济共同体运动（Economic Community Movement）和全球的共同体运动（Global Community Movement）这四个课题研究。这些课题具有战略意义，可以提高社会的健康程度和生活质量，创造和建设安全的日常生活圈，通过建设资源循环社会进行经济复兴，以及促进新村运动价值的海外传播。凭借文化—近邻—经济—全球的共同体运动，“第二次新村运动”将展现出其全新的价值。

另一方面，最近在韩国也出现了一些对评价新村运动意义的负面舆论，这与国际上对新村运动经验的借鉴、传播和积极评价形成了反差。若要让近些年来受到冷落的新村运动在韩国激活，需要组织开展年轻人群可以参与的活动。例如针对大学生，可以利用“绿色新村运动—提高国家品质的运动—运营充满生活气息的共同体—走向世界的新村运动”等新主题，策划一些有助于大家主动参与的活动。年轻人也可以基于国内的经验，通过参加海外志愿活动而自主地学习和传播新村运动。

在新村运动国际事业中最为核心的工作是培养村庄领导人，从而推进相关村庄发展。新村运动与其他援助项目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不是单纯的“富有国家援助贫困国家”，而是帮助它们实现自我发展。提供援助的国家和接受援助的国家间的积极互动，有助于被援助国家的长期自立。在具体的援助运作中要让各个村庄独立地决定各自的优先发展顺序，并因地制宜地施行；政府要发挥支持地方开展工作的主导作用。韩国应通过这样的新村运动，让受援国最终成为援助国。对那些接受帮助的国家而言, 新村运动重在为它们提供自主、自信的发展氛围；这样做比起那些单纯授以“鱼”而非“渔”的套餐型开发事业，更具有为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农村带来变化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开发适合发展中国家农村现实条件的政策工具包（toolkit），以及可以根据具体条件灵活选用的模块。此外，对村庄发展的成功案例和模范事例要大力传播，从而促使以村庄为中心的成功实践扩散开来，最终成为全国性的事业。

本文得到上海市城乡规划学科高峰计划及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支持，感谢赵民教授对本文所做的工作。

作者：李仁熙，韩国釜山大学建筑学系，教授。[e-mail]

张立，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副教授。[e-mail]

本文刊于《国际城市规划》2016年第6期，pp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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